勃朗特姐妹早就知道文学领域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无论当时还是古代，女性作家都极少（牧师住宅的书架上没有简·奥斯丁的书），以三姐妹的天才，肯定明白社会对待女作家的态度，这自然诱发了她们的反抗，一个只属于家庭内部的反抗，哪怕这个家庭并不存在社会层面上的男女差异——当弟弟布兰韦尔确信自己将取得辉煌的文学成就时，夏洛蒂在想象的玻璃镇给予了无情的抨击，米勒解释为“她感受到威胁与排挤”（第5页）。夏洛蒂的感受是对的。这种家庭内部的反抗表明，社会生活中男女权力关系的结构，从最基本的家庭层面，延展到了“孩子”这一更基础的层级。后来，她在男作家处遭受讥诮与打击，不过是布兰韦尔行为的社会性演绎——一个家庭孩童矛盾的放大版，而夏洛蒂奚落、抨击弟弟的心理行为，与她此后面对男性群体误解时做出的反应保持了连续性，只是在“自我否认”的社会性层面下，后者更隐晦地出现在《维莱特》《谢利》等作品中。领取创作家的角色，并将之带入想象世界的行为，既在一方面证实了三姐妹 “加入这个神圣群体的渴望”（第3页），同时也是她们取男性笔名闯入文学界的开端。“三位虽然孤独却不乏雄心的约克郡家庭女教师以富有尊严的匿名形式，变成了柯勒·贝尔、埃利斯·贝尔和阿克顿·贝尔三兄弟，这一行为构成了一个集体的、宣告家族身份的行为。”（[美] S. M. 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319页）关于这一行为，人们很容易归结到概念性的性别问题上，米勒的史实性处理显示出在更早阶段、更具体的条件下，它已初见端倪。勃朗特姐妹无意陷入重重的性别困境，于她们而言，艺术更重要。

小说家盖斯凯尔太明白戏剧性技巧的重要性，她“把三姐妹的生平故事用作一个策略，分散人们对她们的作品中惊世骇俗的内容的注意”（32页）。通过这样的方式转移社会对三姐妹的批评，以实现对她们的保护，而同时，在写作过程中有意地将三姐妹的父亲、弟弟塑造为近乎“恶人”的形象，以证明三姐妹的不幸，此一处理，并非为了证明三人的不屈不挠，而是以一种更低的姿态，求取世人的宽恕。作为一个称得上成功的女性作家，盖斯凯尔又太明白应该如何去做这样的公关了——她所提供的人物，尤其女性人物，是不可以那么“自我”的，这一点已深入她的自我意识，甚至成为她的艺术自觉。当夏洛蒂创作《维莱特》时，盖斯凯尔正同步创作《露丝》，后者选择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主体，由于担心公众无法接受一个堕落女人作主角，哪怕这个女主人公善良到显得无知，盖斯凯尔还是要求夏洛蒂延期发表《维莱特》，米勒解释到，“这也可能是因为她不想与‘粗俗的’柯勒·贝尔被当作一丘之貉”（72页）。夏洛蒂小说中那些女性的强大“自我”自不必说，而盖斯凯尔作为一个自诩的“健康的人”“朋友”，则以另外的姿态，回避了自己的“朋友”。盖斯凯尔的艺术自觉使她知道怎样的女性才能为社会所接纳，她明白这个社会更看重作为女性的三姐妹的苦难，而不是她们文本中“自我”冒犯的成就，她要展现她们的不幸，并将之悲剧化。进一步说，盖斯凯尔的眼光是一种男性的眼光，是社会的眼光。于是，当她为夏洛蒂三姐妹作传，一个“家庭天使”“殉道者”的圣人形象，被树立起来了。